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对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党派的与会人员说道：“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战军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见充实，一切技术与组织更有进步，敌阀已经上了绝路，已经预备进入坟墓……”
通篇的致辞，蒋介石的神态都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坚毅，然而，谁都明白，真实的现实远非那么乐观。
战场上的接连失败，不仅令国土大片沦陷，也消解着整个军队的斗志;经济上，大后方的物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加剧，更使得艰难的抗战局面雪上加霜。
那时，汪精卫叛逃重庆，本身就是一种悲观情绪下的反应。亲日派看来，蒋介石的抵抗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搞臭蒋的名声，以迫使他辞职，为中日媾和开辟道路。蒋介石的压力不仅来自亲日派，国民党的左派也对蒋的政策感到不满，陈友仁就曾说：“如果我们还以为蒋介石能打赢战争，我们就不能使中国和我们自己免遭征服者的蹂躏。”也恰恰在那个时候，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人们也慢慢接触到中共地区的情况，那些报道描写了一群社会道德和个人品德都极为高尚的人物，而与此相对，关于国民党官员腐败、徇私舞弊的消息甚嚣尘上，所有这些都严重挑战着蒋介石及他所领导下的政权的威信。
如果说，在国内，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一些四面楚歌的寒意，那么，在国际上，世界几大强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犯，又几乎同时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1940年7月，仍未放弃绥靖主义政策的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蒋介石预期的美国贷款也迟迟未能拿到。北方的苏联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扰，也在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
那一年，蒋介石正经历着一生中最焦虑不安的时刻之一。他和他的中国，被逼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又根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寻求外部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