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外交
在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依然表现出坚忍的不服输的意志。1939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因而，对于外交的过问，蒋介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审慎。
而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权也开始迅速地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为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拥有紧急处分权，“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蒋介石的权力空前强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蒋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长职务，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规、不问手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职业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记中批评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说：“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他说：“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所以自前清以来，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落后为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处事就没有刚毅精神，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来，大多数职业外交官“总还脱不了旧官僚与政客的习气，生活不能紧张，心理不能改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很难适应战时外交的特殊情况。
因而，在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的外交途径，常常倚重一些“外围人物”。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
以蒋介石“人身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战时“元首外交”，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有现代外交以来根深蒂固的过分依赖职业外交官的传统。蒋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与外交特使，又多为孔、宋两家人员，他们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动能量，反而会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