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
康熙皇帝却还是有相当顾虑。毕竟，这样的改革，动的是地主们的奶酪，他们田多丁少，本来承担的丁税就很低，而其中不少人又有“功名”在身，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无需服任何徭役，一旦“摊丁入亩”，一方面他们的税赋比重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等于他们将用货币化的方式承担国家的徭役。要动这块奶酪，当然要慎而又慎。
康熙55年，康熙低调同意了广东的试点要求，“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随后又加上了四川，“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
两省的试点相当成功，“公私称便”，但直到康熙驾崩，“摊丁入亩”还依然停留在试点阶段，他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下一任的领导核心雍正皇帝。
雍正接手的摊子，表面光鲜，内里腐烂。康熙延宕下来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里，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硬骨头”，甚至时不我待的“急难险重”。
登基之初（雍正元年，1723年），对于是否推行及何时推行“摊丁入亩”，雍正皇帝依然相当犹豫。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在天子脚下先行推行，雍正的答复是：“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雍正朝实录》）
但是，他还是将奏折下发户部，要求户部拿出意见。户部经讨论后，赞同直隶的想法，建议中央“应如所请”。
自此，直隶确定自次年（1724年）起开始推行“摊丁入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直隶做出表率后，各省纷纷仿效，至雍正十三年，直隶、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13个行省基本上实行了“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为基数确定的全国人丁数（2460万）和全国丁银数（335万余两），都固定下来，基本被摊入了各地的田赋中，“地丁合一”，一体“输纳征解”。
将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二为一的“摊丁入亩”，“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村的无田贫农及城市平民，他们因此摆脱了徭役。流民终于大幅度地减少，一种大维稳的格局逐渐实现。
人口的迅猛增长，是这种维稳格局的第一产物。
还有一个阶层在无意当中成为受益者——那就是城市的中产阶层。这个富而不贵的阶层，之前也必须承担徭役，而如今因为没有田产，正变得一身轻。这当然是一种新的不平衡，不过在大维稳的格局下，实在无关大局。
农村的缙绅大户，则成了这一改革的成本承担者。“摊丁入亩”打破了此前赋税负担的阶级界限，“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而之前，缙绅及有秀才、举人等功名的人，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无需服徭役或缴纳丁税。而改革之后，“干部”们能够享受的特权，只是豁免地丁以外的其他杂差，而他们缴纳的新地租中，包含了此前他们无需负担的丁银，这等于是他们用货币方式开始承担徭役。
“摊丁入亩”简化了税则，更为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之前因恐惧于赋税而隐匿的人口，日渐浮出水面。新制度下，税收只与土地挂钩，与人口无关，此前征收难度相当大的丁税，被捆绑进了不可移动和隐匿的土地税，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征收效率，各地财政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溢额”情况。
“摊丁入亩”后，政府不能再下民间摊派徭役，转而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推行“雇役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