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太监与和尚都出过大力，立下大功，譬如历史上有名的郑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太监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明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明成祖组建了一个由太监掌控的侦缉谍报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谍报、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仍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建立起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其实，就是东厂的特务头子。他的地位是仅次于后宫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东厂下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谍报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特务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人们俗称的番子，也是基层普通的侦缉谍报人员。
东厂的侦缉谍报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快捷的多。因此，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东厂的权利有时大过锦衣卫。
到了明朝中晚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因为东厂的侦缉谍报人员每天在全国各地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则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经常罗织罪名，诬害良民，构陷官员，趁机敲诈勒索，一时搞的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官不自保，民不聊生。
然后再说说西厂和内行厂。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朱见深由此深感侦缉谍报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让身边一个名叫汪直的小太监前往宫外打探消息，做谍报工作。这汪直生性机灵，也很能干。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四处捕风捉影，八方打探消息，最后把搜罗了的所谓 “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谍报工作也十分满意，吩咐要他继续做下去。
没想到几个月后，也就是明成化十三年，即1477年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谍报机构西缉事厂，简称西厂。其首领便是汪直。西厂总部设在灵济宫前，在宪宗的亲自过问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权力和势力甚至超过了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宪宗皇帝打探消息，做谍报工作，但是汪直为了崭露头角，便拼命的虚构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谍报网，主要打击对象是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一旦怀疑某个朝中大臣，某个地方官员，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更是胆战心惊，其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惑众之罪从重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