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带兵攻入南宫释放并重新拥立朱祁镇为帝，废掉了朱祁钰的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的政治赌博，左右未来政局走向的并不在投机分子手中，而是在群臣手中。如果群臣反对政变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迅速剿灭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所以在整个夺门之变过程中，群臣的对待政变的态度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群臣对政变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默许。群臣这一次抛弃了朱祁钰选择了朱祁镇。
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现在的朱祁镇更像废物了——论威望，被外敌俘虏还有威望？论个性，这么多年的囚徒生涯早把他的棱角磨平了。论觉悟，吃了这么多苦头该长记性了。朱祁镇更像废物，自然也就更像皇帝，群臣这一次把选票投给了他。
果不出群臣所料，复辟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十分识趣的选择了身居皇宫，不问政事。他已经彻底丧失了与群臣对抗的资本和勇气。
皇权对臣权的怯懦一直延续了好几代，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朱祁镇把他的人生感悟秘传给了子孙后代。朱祁镇之后接连出现了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垕五位废物皇帝。他们延续了对臣权挑战的逃避和妥协。
这五位皇帝中，仅有嘉靖皇帝朱厚熜发起过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身父亲是兴献王，本来是不能承继大统的，但是由于前任皇帝朱厚照无后，朱厚熜才得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
嘉靖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已经死去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严格来说，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只是给死人加个虚名而已。但政治嗅觉敏锐的群臣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皇帝企图插手政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皇帝选择了一个看似最无关紧要的节点进攻，如果成功了，接下来必然会扩大战果进而一步步挤压群臣。嘉靖的本意是不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群臣是这么认为的。
绝不能让对手的进攻意图得逞，群臣十分默契的达成了攻守同盟。上书反对皇帝的提案，直至发展到220多名官员跪伏在左顺门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某些激进的大臣甚至喊出了“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的口号以死相逼。屁大点事犯得上死吗？这不是故意给皇帝找茬又是什么？
怒火攻心的嘉靖动用了维护皇帝权威的终极武器——梃杖。一百八十余名官员被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十七个倒霉鬼因此毙命。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官员居然是踊跃报名要求打屁股，被皇帝打屁股甚至成了之后许多明朝官员的最高理想（海瑞甚至极端到了以被皇帝杀为荣），臣权群体意识下的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胜利收场，但是他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大礼仪之争后，皇权与臣权的对抗几近不可调和。寸步难行的嘉靖皇帝同样逐渐丧失了政治热情和勇气，开始醉心于修仙炼丹。哥炼的不是仙丹，是寂寞。
嘉靖终究也没有摆脱废物的宿命。
皇权与臣权的三次较量——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大礼仪之争——均以皇帝的完败而收场。在强势臣权面前，皇帝只能乖乖当废物。
三、复辟新相权对臣权的完败——冒尖的大臣不是好大臣
在皇帝、群臣、民众三者共存的社会形态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同通过压榨民众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统治阶层由于奢侈和腐败，对民众的压榨会逐渐升级，当民众负担沉重到了几近革命的时候，皇帝为了王朝的延续会利用某位强势人物（一般是宰相）对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压，以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张居正，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作为万历早期的内阁首辅。他得到了皇权（当时皇权的实际拥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团（冯保）的全力支持，同时由于他过人的权谋和铁腕手段使他实际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宰相，甚至可与摄政王比肩。身为万历小皇帝老师和半个父亲的张居正甚至毫不掩饰的说过“吾非相（宰相），乃摄（摄政王）也”。
张居正让久违的相权在明朝万历年间复活了！
张居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触动了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居正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不仅是由于他过人的权术技巧和铁腕性格，更是由于为他得到了皇权的全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改革与其说是一场以财政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新相权在皇权支持下对臣权的打压清算。
这种打压马上遭到了群臣集团的抵抗，双方的对抗终于在“夺情案”中发展到了白热化。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故。按照明朝惯例，官员的父亲死了，官员应该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皇帝可以行使“夺情”权，强行留任该官员而不必让其服丧。群臣自然是赞同让张居正滚蛋回家服丧三年的，三年的时间不仅是喘息的机会，更是团结起来将张居正彻底清除出局的绝佳时机。而张居正自然是希望继续留任。双方的角力就此开始。
在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皇权选择了维护新相权，万历皇帝行使了“夺情”权。不出意料，万历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体上访——脱裤子打屁股——皇帝胜利。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罢了。夺情案终以万历和张居正的表面胜利终结。
但是皇权和相权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权臣权之争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张居正死后，新相权由于缺乏新的领军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权马上抓住时机展开了反扑。张居正被彻底清算，险被开棺戮尸，家产遭到抄没，长子惨死狱中，政治上定性为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争又回到了张居正出现之前的局面。万历皇帝从此开始了二十七年不问政事的废物皇帝生涯。
以往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万历清算张居正一事多从“青春期少年对父亲的叛逆”等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万历只有18岁，还受到李太后的节制，李太后虽然不能左右政局的发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万历朱翊钧的疯狂举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李太后对万历的疯狂举动选择了默许，全然不顾她和张居正的交情。如果小万历的举动是“青春期叛逆”，难道李太后的打酱油是“更年期综合症”？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新相权衰败瓦解后，皇权（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强大的盟友，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臣权。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皇权选择了向臣权妥协，认同了群臣对张居正的报复行动。
张居正之死终结了新相权的复辟，群臣集团对张居正的疯狂报复也封杀了新张居正出现的可能，因为不会再有人冒着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的风险去触动群臣集团了。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四、强势臣权最后的狂欢夜——崇祯的死局
继皇权和新相权的惨败之后，臣权失去了最后的制约力量。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约的臣权对民众的压榨一步步升级，社会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柴火堆，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明朝朱翊钧、朱常洛时期的“廷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则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所以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接班时，他面临的已经完全是一盘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大臣们只关心私利和党争，无人去关心社稷民生，民众已经被压剥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死局，不甘心当废物和亡国之君的朱由检只能寄希望通过疯狂的更换内阁来撞撞运气，寄希望能能“淘到”一个张居正式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当然，从理论上讲，崇祯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崇祯的能力和威望距离真正的宰相还有很远。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朱由检为张居正平了反，并发出了“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在连换50名内阁成员后（史称崇祯五十相），新的张居正始终没有出现，朱由检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崇祯面临的这盘死棋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灭亡。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或许这真的不是朱由检推卸责任的推诿之词，而是他对强势臣权政治的无奈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尽悲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