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拥立清朝废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立国必定都，当时供日伪政权待选之地不少：沈阳、哈尔滨、大连……孰料，幕后操盘的日本人最终却选择了声名不显的长春，连定夺国都之名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复京”、“盛京”等名一律不用，称之“新京”。
定都长春源于“三忌讳”
很多人至今不解，当年的长春不过是一个仅13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无论是历史底蕴、经济实力还是人口数量、城市建设，均与哈尔滨、沈阳不可比肩。日伪政权为何放着现成的大城市不要，非要选择一座普通城市另起炉灶呢?究其内因，是日伪政权心存三大忌讳。说得更具体些，是日本人忌惮“三股势力”：俄国人、奉系军阀、前清残余。
为争夺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中国东北，日本与俄国曾进行过激烈角逐。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沙俄牵头掀起“三国干涉还辽”，硬逼日本从嘴里吐出东北这块肥肉。日本心怀怨恨，经十年卧薪尝胆，于1904-1905年挑起日俄战争，击败俄国与其平分东北。不过，沙俄虽战败，其势力与影响却不可小视。尤其是哈尔滨，经沙俄长期经营，“俄化”严重。而日本的心腹之患正是北方的俄国，早晚必有一战。因此，以地处战争前沿的哈尔滨为伪满都城，是日本最先抛弃的选项。
崛起东北的以张作霖为核心的奉系军阀，虽然表面依靠日本，但骨子里却涌动着反日倾向。张作霖对日本人阳奉阴违，被日本人视为暗伏的绊脚石，1928年，日本人将张作霖炸死在皇姑屯三洞桥。其子张学良心怀国仇家恨，与日本人更是不共戴天。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虽然迅速占领全东北。但东北军的势力盘根错节，民间抵抗风起云涌。沈阳又是张氏父子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若定沈阳为伪满国都，不安全感如影随形，故不取。
溥仪是前清废帝，退位后不甘寂寞图谋复辟。被日本人从天津花言巧语骗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即便如此，日本人对溥仪及其他前清遗老遗少仍加倍提防，明确告知溥仪，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不是大清王朝的卷土重来。而溥仪本人念念不忘的则是光复祖宗基业，何曾想过转换门庭?但在个人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危境中，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所以，溥仪表面似乎与日本人同枝连气，实际上双方各怀鬼胎，根本不是一条心。
在这种彼此猜忌的前提下，日本人对以溥仪为代表的前清残余自然时刻戒备，连溥仪私人卫队这种形式上的武装力量都受到严密监控。日本人的心思是这样的：若将伪满国都定在沈阳，这块前清的发祥重地，会不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骚动?会不会令外界产生“日本人在帮溥仪复辟大清”的不必要猜想?
有此心理防范，日本人在为伪满国都定名时都神经过敏。 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伪各部总长，主持会议的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部长驹井德三。会议的主题是为伪满国都确定名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伪财政总长兼吉林伪省长熙洽提出新都名称应为“复京”，暗指为“复辟的京城”，驹井德三连连摇头。 4天后开会再议此事，某前清遗老提出新都以“盛京”为名。驹井德三毫不客气地一票否决：“叫‘盛京’是不行的!这不是清朝的复辟吗?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新国家! ”郑孝胥见意见相持不下，便说：“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溥仪)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就这样，这次会议决定长春更名为“新京”，第二天就以“布告”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
“盛京”的名号响亮而堂皇，为何不取?因为前清入关前，其国都就叫“盛京”，即今天的沈阳。在日本人看来，新成立的“满洲国”怎么可以用一个清代都城的旧称?本来就有传言，称日本助溥仪复辟大清，都城再叫“盛京”，岂不是授人口实，不打自招吗?实际上，按日本人的底牌，连“满洲国”这种徒有其名的傀儡政权都是不想成立的。最好是武装占领，直接将东北划入日本版图。只是迫于国内外压力，退而求其次。试想，连对盛京名号都如临大敌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将前清起家的沈阳定为伪满国都呢?
因此，尽管哈尔滨、沈阳等城完全有资格成为伪满都城，但上述之地因是日本人忌惮的“三股势力”的盘踞地，存在着大量危及伪满政权的不稳定因素，自然被排除在外。而与俄国、奉系、前清均瓜葛不大的长春，尽管城市起步较晚，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深厚历史积淀。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一块大有可为的“清净之地”，是伪满都城的不二选择。有人说，长春之名起自建于附近的辽代“长春州”，但据专家考证此说乃杜撰。由此可见，与沈阳等东北大城市比，长春的历史几近空白，连名字都无甚渊源，引不起多少时间记忆，而这恰恰是日本人求之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