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到楼市，我们看到一二线城市房价过高，三四线城市存在去库存的问题，当前的房地产政策以及调控，您作怎样的评价？能否解决现实问题？
答：目前看的话，房地产的政策有很大的改善的提高的空间，过去十几年，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政策一直围绕着需求侧在那儿折腾，一会儿提高一下贷款的利率，一会儿降低一下贷款的利率，一会儿提高一下首付的比例，一会儿又降低一下首套房首付的比例，用这种方法企图来调节房价或者是房地产的需求。但是十几年来，我们发现调节的效果并不理想，打压房价也没打压下去，刺激倒是有时候有效果。但是中国房价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持续上涨或者是楼市调控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太注重调节需求，而没有重视供给侧的调节，房地产的需求是人口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人们收入日益增长了以后的必然的诉求，所以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也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吗？现在我有了钱了要买房子，你一会儿让我买，一会儿不让买，一会儿又限购，一会儿又不限购。这些调节需求的方案从长期来看都是瞎折腾，真正应该重点放在供给侧，就是你如何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如何降低土地的供给成本，如何改善土地的供给结构，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前两天看到北京南城一块土地出来以后，它就定好必须修小户型的住房，不许修豪宅，这样对这个供给本身，这个供给结构就是有利的，本来就地少，你还去修很多的豪宅，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合理的供给结构。比如说我们假设上海市青浦区，举一个例子，它可能一部分挨着城区，这边的地比较贵，一部分远离城区，那边是农田就比较便宜，它为了开发这边怎么办呢？它就得捣腾指标，把那边多修点绿化，把指标用到这边来，其实小到一个上海市的某个区在捣腾这个土地指标，大到一个国家各个省之间，都在捣腾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是怎么来的？那不是人为设置的嘛。所以说怎么去改善土地的供给才是有效的降低房价，改善人们居住条件的根本的出发点。
记者：对于土地供给的问题，是不是政府的作用在这里面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看到能够拿到土地供给的人往往有一些政治背景或者其它的背景在里面，这个问题的重担还是落在政府身上？
答：政府既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土地价格上涨最大的受益者，每年我们光土地财政收入两三万亿，这是很大一笔数字，所以说政府要想降低土地供给的话，它首先得正确地认识到这一块。至于这个机制，叫做招拍挂，这个机制里面有哪些值得改善的地方，是不是某些人能得到土地的人，廉价地获取了这些指标或者是资源，然后更高价地去倒给消费者，一方面从政府手里面拿到地，另一方面从银行又拿到资金，然后用这种杠杆去获取若干倍的收入，这就是过去十几年，我们房地产为什么培养这么多暴富的，这也是一个体制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