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聚
法院申诉胜诉提前退役
新京报：那时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你和你的家庭有怎样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阿廖沙：我在莫斯科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苏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物质上的影响并不大，但无法通信，母亲和我们没法去中国，父亲也不能来莫斯科，让我们饱受了家庭分离之苦。
新京报：这种时刻，刘少奇孙子的身份对你来说敏感又微妙?
阿廖沙：为了避免麻烦，我在俄罗斯生活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我从不向人提起祖父和父亲，从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
新京报：后来你如何了解祖父在中国的身份和遭遇?会对此觉得很唏嘘吗?
阿廖沙：当时很少看到中国的信息，很晚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细节，这些让我觉得很悲伤。花明楼的纪念馆展示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看到时泪水无法自抑。
新京报：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国政府给你寄了一封邀请函，听说你突破了很多障碍才来到中国，为什么?
阿廖沙：王光美奶奶邀请我们前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我向工作的航天局写了封申请，但因为工作内容涉及一些机密，上级不批准，还需要等军事管理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批示，耽搁了很久，最终收到批复时，100周年的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那时会觉得遗憾吗?
阿廖沙：这件事情之后，去中国的愿望就更强烈了。因为身份不能前往，我开始办理提前退役，但上级不批准，我到法院申诉胜诉后退役，直到5年后，我第一次前往中国。
新京报：俄罗斯这边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被监视?
阿廖沙：没有人监视我，虽然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只有在退役后五年才能出国，但2003时年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不像前苏联那么守旧，所以也没有人对我产生怀疑。
新京报：为什么坚持来中国?
阿廖沙：我和我家族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的生活和中国有联系，我想去见证父亲和祖父出生、成长的地方。
新京报：对王光美以及家族其他成员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廖沙：第一次到中国，王光美奶奶给予我热烈的欢迎，她召集了家族所有能来的亲戚聚会，大家对各自的生活很感兴趣，互相问了很多问题。
新京报：这些年来，还和家族的其他亲属保持联系吗?比如刘源。
阿廖沙：我们保持着联系，但和刘源叔叔并不常交流，他处于很高的职位，工作繁忙，我们能在一些官方活动上碰面，但我不会主动去打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