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刘宋之交时南朝疆域北进到了关中-河洛-山东一带，明显要强于北朝，是因为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分裂导致的虚弱吗？后来强弱逐渐逆转是什么原因？后来北方也不是没有再分裂过。北朝前期靠草原胡人势力，后期果断汉化。汉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感是逐步上升的，不会再产生大批汉人流亡南方，为南朝政府做炮灰抵抗北魏的事了。从这个变化来说，南朝最可靠的兵力来源，就没有了。 然而不论是搞皮毛汉化的北魏，还是崇佛的南朝，虽然在拉拢豪强士族的认同感上都下了苦功夫。然而最终还是获得了屌丝认同感的北周北齐崛起强大，获得了士族和屌丝共同认同的隋唐最终统一了天下。
南朝基本上是在沿用东汉中期以来的制度，尤其是将源自东汉豪族、经魏晋官方化的门阀等级制度发展得登峰造极。门阀大族虽然经刘裕造宋而失却了东晋时与皇权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如下两条措施仍旧维系了门阀的政治地位：
清浊官分别：高门大族清官起家，寒门庶族浊官起家，清浊之间在南朝政治社会别如天壤。
谱牒专家主管吏部：谱牒之学也即贵族位阶与婚娅的情形，南朝吏部选官者多为谱牒专家，高门清官、寒门浊官的分配得到大体维持。
取得了坚实政治地位的南朝世家把握着南朝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并且趾高气昂地以玄谈、佛道的玄妙看不起儒经与军事的务实，并进一步将这种“看不起”落实到行动中，以至于南朝的军功豪族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很多军功豪族、经学世家、寒微武人在发达了之后反而投奔到玄学的怀抱，妄图粘一粘那一丝酸腐的文气。
北朝则经过了五胡与北魏早期在各族部落制度与汉魏制度之间的尝试、融合与嫁接，政权的频繁更替与战火的洗礼也使得北朝的汉人世家并没有好玄谈、好风评的清高习惯，反而家家有世传儒经之学与坞壁武力。鲜卑皇权为了统治北方也不断向北朝汉人世家释放好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闻喜裴氏、河东柳氏也便先后加入与北魏合作的行列。
世代簪缨或者空好玄谈的高门大族并没法儿培养出能征惯战的将领，政治高位的高门也便不得不依靠仓荒晚渡的淮汉流域边境豪族（青、齐、豫、雍）乃至吴地庶民出身的武将来抵抗与攻略北朝。在刘裕召集的最后一波北府兵（义熙年至元嘉年间）相继老去与损耗之后，南朝皇权的连东晋仓促凑了三回的军事基石---“北府准中央军”（郗鉴一回、谢玄一回、刘裕一回）也失去了，以至于元嘉草草之后的南朝皇室也不得不依靠某一地域的边境豪族与个别寒微武人来支撑军政大局，甚至新崛起的皇权还直接从边豪（兰陵萧家）与寒武（陈霸先）中出身。
高门大族、皇室家族、边豪寒武，三方的权宜式合作与常规性政斗，以及高门内部、新旧皇权、不同地域的边豪的频频选边站队，北朝拓跋家还没被周齐篡夺呢，南朝皇权就换了四家，政治局面真真不稳定。
刘宋中前期的皇权集中与军事胜利都被上述因素在宋末与齐末消耗殆尽，梁武帝虽然看似是一名实现南朝长治久安的君主，但梁武帝施政的实质就是不彻底解决问题的和稀泥，停留在表面礼制革新的改革对于南北军政格局并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侯景之乱的冲击把南朝自元嘉草草以来的衰颓彻底激化了，冲破了梁武帝编织的遮羞布，国土沦陷、皇子内耗、江防单薄，败局彻底定了。
而北朝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宣武帝的巩固，汲取了散落在河西、辽东、南朝宋齐的典章制度，直接把一个在4世纪还是草原原始部落联盟的代公国，升格为5世纪的汉鲜两族门阀社会与元魏帝国，再经北镇之乱回炉洗牌与西魏北周的整文经武，实践出了一条全新的军政模式与社会风貌，打开了一条通往隋唐的乱世出口。
南朝的军事与政治就像是一个陷入死循环的东晋政治升级版，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空有几个高龄开国之君的短期小治情怀与梁武帝的长期和稀泥精神就注定走不出乱世的低谷。玄谈得再精妙也无法打破大局的沉闷。
北朝的军事与政治就像是不断回炉重造的秦汉帝制破解优化版，从五胡乱华时期的血腥胡闹，到符秦、慕容燕的汉化与统一尝试乃至河西诸国的文化存留，再到北魏一朝的不断进化，最终经由周齐两国的军政尝试走向隋唐。
北朝的风貌就像战国，是一个再造崭新帝国的过程；南朝的风貌就像东周，是一个走向旧制度死胡同的过程。
不要觉得今天江浙吴语区富庶一方，只有更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可与其媲美，然而在生产力局限的那个时代，人口才是最本质的生产力决定因素。先主曾言“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江南水乡虽然富饶，然而开发三吴仅仅是从孙大帝开始。孙大帝还是立志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去台湾、去辽东，去山越不停的掠夺人口，可见南方人口数量是完全无法将土地开发利用的。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牛睿跟着大粗腿王导王敦带着大量的北方士族南渡，与吴郡士族妥协，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一次南迁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按照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大概人口数量在90万左右，相当于后主投降时蜀国的人口。李特李雄父子入蜀，裹挟了大量流民进入成都平原。后来桓温灭蜀，也基本上吃掉了益州这块上游的大肥肉。南方的人口正常应该在350万-500万之间。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江淮一代和上游的蜀地，岭南虽然有部分少量民众从海路进入福建广东，也有后世陈霸先这种崛起于草根的皇帝，但本质依然是未经探索之地。
北方王猛灭前燕，苻坚竟然得到了近千万人口。而且必须注意到南方此时还不是鱼米之乡，温柔呢喃软妹子呆的地方。北方则是华北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虽然历经战乱，但有大量的地方坞堡士族力量在河北，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庇护。印象中好像苻坚统一北方之后，统计人口数量也超过了千万，还是在诸多大族瞒报的前提下。即使是淝水之战后，前秦崩盘瓦解，慕容氏东归，羌人也回到关中，北方再次陷入割据状态，总体的人口数量也依然是远远超过南方的。
也就是说，从经济角度看，当年南方远不及北方。
按照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三国人口约在3000万左右，东晋到南朝高峰期是1800-2000万，北朝人口高峰期约在3000万左右。因为政府普查的人口被大户有诸多隐瞒，并不真实的反映实际人口。但结论并不不变，北朝的人口和基数依然远远胜过南朝。
再看军事方面，南方的主要战斗力是门阀的私军和流民武装。他们是否服从执政家族的指挥，会不会忽然转头进攻建康——比如王敦苏浚桓温父子——放在一边，只看其与北方军事上的对比。五胡虽然内迁多日，贵族汉化，但植根于民族的弓马娴熟并没有抛弃，战斗力远不是只拿锄头的农民临时训练就可以抵抗的。北方几次大规模混战，汉族中的河北士族结成坞堡自守，在保护了经济的同时，也具有了很强大的战斗力，甚至多年以后高欢就能依靠河北门阀争夺天下，渤海高氏可以堂而皇之的自称“与高王共定天下。”
南方无养马之地，无战马不足以在华北平原上与胡族争雄。即使有，骑术射术与从小弯弓射雕的游牧民族也不在一个频道上。更遑论步兵与以骑兵为主的胡族在平原上正面对抗。决定战争的另一个因素，信息差，也被骑术斥候上的差距而无限放大。
另一个方面是军队的组织领导形式。南方的流民帅，门阀的阀主领袖，往往是把个人利益放在最高点的。军队是是他们的私人武装，政府无法有效的控制这批人。门阀阀主又往往看不起流民帅和寒门，内部矛盾丛生。北方的皇帝往往就是部落的首脑，或者与其他首脑组成联盟的盟主，北朝军队是主力基本都是湖人，哦不胡人。首领与部将，部将与士兵之间情同父子，部落间的组织形式在生产上不行，但在对外战争中有天然的优势。
因而，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北朝军事远胜南朝。”
另一个次要的因素是文化认同方面。第一代南迁的士人，还能有“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想法，但局限于力所不及。而到了二代三代，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对中原的认同感了。中原非吾国，江南即故乡。桓温北伐，威震天下，为的不是收复故都长安，而是为了日后登基篡逆，攫取政治资本。桓温如是，刘裕亦如是。
南方不认同北方，而留在北方的士族门阀对南方也没有归属感了。南渡的士族原本在北方是算不上顶级世家大族的，他们多是与东海王司马越关系匪浅的河南士族，而根基庞大的河北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都选择了留在北方，或者在南北之间游离徘徊。比如天下士族之冠的清河崔氏，枝大叶繁的弘农杨氏，武力强宗渤海高氏等，这批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北方人望所在的汉人领袖，对江左并没有多少的认同感——尤其是元宏汉化之后，崔卢李郑王被拔高到了与拓拔十姓、鲜卑八姓并列的高度，世代冠冕不断。政权落到寒门手里，那就很难指望北方士人能有多少向心力了。
刘裕北伐时候，江南经历了孙恩卢循起义，桓玄称帝，已经人口大为损失。但北方慕容氏的南燕内部混乱，后秦陷入帝位争夺，更北的拓拔鲜卑也卷土重来，杀人魔王赫连勃勃在雍凉肆虐，不可不谓天时。结果呢，虽然灭南燕后秦，获取大量土地人口，但刘裕本人疑虑后方不稳，返回江南，极大的伤害了在长安普通老百姓的内心。他留下的部将也都以关中为异域，无心守战。结果就是并没有真正把北方的军民人心凝聚起来，也没有消化掉江北的新占领土地。
也就是说，南方不热衷于收复北方，北方也对南方的北伐不甚感冒。
因此，南方的整体的实力从经济军事角度是远远逊于北方的。可能会趁着北方陷入分裂的机会攫取一些领土人口，但北方一旦整合完毕，南方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北方抗衡的。北方一直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民族问题。胡汉关系这个矛盾不解决，就限制了北方所能发挥的力量。
刘渊石勒意识到了问题，但不知道该怎么做；苻天王作了最初的尝试，用力不够，以大分裂结束；孝文帝做了第二次尝试，用力过猛，六镇反扑；北齐皇族的尴尬出身，游走在关东门阀和鲜卑军贵之间走钢丝，直到周师入邺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宇文泰的关陇集团真正解决了问题，最终也是杨隋统一了全国。
关于南北朝前期南朝国力强盛的说明——
淝水之战后，前秦的崩溃使得北方总体实力大大减弱，东晋此时便开始超过北方。从386到439年五十多年间，北方战乱不休，而南方的东晋、刘宋都大体保持稳定，可以说这一期间南朝国力一直在超越着北方。
从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北周书和资治通鉴里都容易找到。
国家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奋斗
南朝衰败的几个节点：1. 元嘉之祸 2. 泰始年间淮右皆没 3. 南梁侯景之乱 4. 江陵之祸
元嘉之祸经过不讲。结果是，对刘宋国力造成巨大打击，此战后南朝整体国力上不再占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北魏国力也遭受了很大打击。
其实，凭文帝的韬略，与魏太武帝对抗，肯定是有短期内复兴国力的办法的。然而，紧接着文帝相继逝世，刘宋陷入二十多年的内政动荡期，遂在泰始年间“淮右皆没于狄虏”；而事实上，伴随这一事件而引发的诸多内政乱象，例如流民作乱、军阀割据、军制崩溃、财政崩溃等现象，体现了刘宋自文帝后羸弱的抗打击能力，当是彻底显现了南朝不可逆的政治衰败和国力衰败。
至于南梁侯景之乱，则可以说是彻底摧毁了南朝的政治和国力根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说描绘的就是侯景洗戮江东后的萧条景象。从此南朝地方势力越来越大，中央政府名存实亡。
至于江陵之乱及其伴随事件。552年，梁元帝萧绎在江陵即位后，试图依靠西魏以统一南梁，却被西魏先入为主，攻陷江陵，在荆州一带扶立傀儡皇帝。之后，陈霸先等人在南京也扶持傀儡皇帝即南梁帝位，南朝分裂。之后数年，依靠这一战果，北周夺取蜀地。自此，江北尽没于北虏，南朝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性。
可以说北周、北齐的多年交战，使得南朝的灭亡延续了三十多年，否则，魏军攻陷江陵后，南梁就该不存在了，更不会有后来的南陈。
对应的，北朝也有强大的节点，固然有孝文帝改革，但也要考虑到历史进程。
南朝和北朝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共享了贯穿整个中古历史的两大社会矛盾：皇权、士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两大矛盾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而且几乎完全交织在了一起。例如北朝的六镇起义、河阴之变，南朝的刘邵夺位、侯景之乱，本质上都是两大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结果。对于“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变革”这一历史时期，我暂且称之为一个国家的“困难时期”。
但北朝与南朝的不同点却在于，北朝熬过了困难时期，并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即胡汉成功融合后的兴盛期；而南朝在困难时期直接扑街了，自然也就没机会开启新世界的大门了。为什么？因为北朝的困难时期来得早，南朝来得晚了点 …
至于他们的困难期分别是什么时期？一个是六镇起义尔朱篡权（520—530年代），另一个是侯景之乱（550年左右）呗。北朝大规模暴动的时候，南朝还在苦苦扶他那将倾的大厦；南朝大规模暴动的时候，北朝已经脱胎换骨，准备拿南朝开刀了 …
在这层意义上，原因就这么简单 … 归纳地说就是南朝运气不太好 …
另外还有很现实的原因，包括北朝军制先进、生产力发达、不惧传统、敢于创新。这些又可以归纳为一个万年不变的规律：如果将南朝视为秦汉一脉传承下来的旧事物，将北朝视为从外国来的新事物，那么，—— 新事物终将取代旧事物
在衣冠楚楚的金粉建康，士族还浸淫在音律辞赋，亭台楼阁之中，朝堂上赫然盛开的仍是“王谢桓庾”们的枝叶！
而在茹毛饮血的胡人，杂胡们主导的北方大殿上，“张宾崔浩王猛苏绰”们正不遗余力地向君主们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均田制”“府兵制”“三长制”“租庸调制”已经逐渐在这片寒族遍地的大地上展示出勃勃的生机！
正是像刘渊、苻坚，慕容垂一样具有时代眼光的英主给予了十六国这段北方最黑暗的时期以希望，继之孝文帝，冯太后一样的杰出政治家带领北朝披荆斩棘，一路凯歌，才有了宇文邕傲人的资本，中华大地也终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等来了灿烂先进的“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承载它的这个伟大的隋唐时代！
这是一段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终于走出了门阀政治的羁绊，迎来了依托“科举制”的精英政治；中国终于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民族融合，重述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念！在这个纷乱的年代里，战乱是常事，和平求之不得；胡人汉化，多民族融合是主旋律，是大趋势，汉人鲜卑化终将被遗弃；在经历了无数以失败和鲜血为代价的探索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官吏选拔各个领域，终于诞生了延续后世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优秀制度，我们也完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是一段血腥的历史，又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
南方一直没有强过北方，北方只是分裂才显得弱，像符坚短暂统一北方之后就可以吓死南朝人了。刘宋北伐有成绩，也是因为北方各个政权内乱互斗才有机会，稳定一点的政权一直对刘裕的动向虎视眈眈，刘裕一南归，北方领土尽丢了。北朝纺一后南朝基本就没机会了。
南北朝的争斗其实要从西晋讲起，西晋一统天下，却在征战之中消失了锐气，曹氏家族战时采的用九品中正制被沿袭下来，使得门阀林立、阶层固化，西晋还未成熟便已经衰老。这才有了后来的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对立。
（因为觉得魏晋南北朝历史了解太少，最近在看资治通鉴这部分内容。在写到司马炎时，对于国家在人才流动、太子选择等问题上，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进言，可是呢，“帝善其言，而终不能改也”，回回如此，王朝的悲剧，百年的乱世，就在慵懒中注定）。
东晋完全是南迁的西晋贵族建立，所以其统治上仍旧无法放弃西晋的弊端。基于血统和门阀，南朝从开始就注定要衰败。反观北朝，少数民族的到来的确极大的破坏了曾经中国的核心地带，这也是后来经济上南方强于北方的开始，但是，所谓的蛮夷赶走了大贵族，原先没有机会的小贵族甚至平民开始有了机会，大破坏之后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汉族知识分子辅佐着外族一步步让文化和政治体制回到正统，后来昙花一现的隋朝和为后人赞颂的唐朝，无一不是脱胎于北朝。我们的科举制度，也要归功于北朝各代的探索。
南朝最初确是要强于北朝，除了军事上，制度和文化上估计都相当自信，但是这种自信的来源只是腐朽的制度，是表面上的强大，南朝最大的贡献，其实就是开发了南方的土地。反倒是那些不被南朝瞧得上的胡人，一步步的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毁灭了旧制度，又在汉人的帮助下让政治和文化重生，为自己赢得了北朝（要知道，北朝在史书上的出现，就代表着我们承认了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在之前的历史上极少出现。另外。但凡有办法，汉族知识分子会委身所谓胡人么，多半还不是被正统王朝当权者伤透了心，脱胎换骨要靠着所谓蛮夷推动，历史的吊诡不可言说），也为隋唐奠定了根基。
新制度的诞生有多难，难道一个九品中正制所带来的门阀，就定了数百年的战乱？仅以科举制度为例，北朝有了雏形，隋唐出现，但是要知道即使在唐朝，科举制度仍旧不是人才选举的主力，门阀的余威犹在。科举的真正发挥效益，是要到了宋朝。
也许，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血与火，就是我们为文化重建，为隋唐的荣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总的来看，南北朝之间的战争冲突是近两个世纪南北关系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对南北朝政权的盛衰存亡都有着重大影响。刘裕北伐军成功抵挡住魏军的阻挠，顺利经过黄河中游沿岸地带，实现了消灭后秦的北伐目标，为其篡位开启南朝政局积累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这是晋室南迁以来一个世纪中任何一位高门士族人物所未能建立的伟业，也使得他成为可以与曹操统一北方功业相提并论的非凡人物，对他的篡位自然无人可以置喙。北魏太武帝通过大规模南侵对刘宋江北六州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构筑了此后北强南弱的基本政治格局。宋明帝初年的政争使得淮北四州拱手相让，对其后南北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孝文帝迁都后的南伐，虽然只有沔北诸郡成为北魏领土，但对宣武帝初年寿春和汉中的归北有重要的促进。寿春和汉中入魏，是北魏自得到淮北四州之后在南北纷争中最后得到的南朝领土。然而守卫这两个重要地区特别是寿春的防卫，也让北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其在日后爆发的内乱中难以有足够的平叛兵力，终至分崩离析。
北魏末年的内乱决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北朝政局的走向，也对南朝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出身于六镇后来辗转到尔朱荣旗下的高欢和宇文泰，以及他们的子孙，成了北朝后期东、西方政权的统治者。而具有相似经历并相继在高欢、宇文泰部下为将的侯景，在归降梁朝后又发动叛乱，导致梁朝政权瓦解，彻底打乱了南朝的统治秩序。在侯景之乱平定的前后，北朝东、西政权在互相争战的同时，都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沿岸，甚至占领了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
由于北方东、西政权之间战争冲突不断，给弱小的陈朝政权提供了难得的生存空间，虽然北方任一政权都远比陈朝强大，都具有消灭陈朝的实力，但南北朝三国之间还是保持了基本的均势。然而，陈宣帝的北伐却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北周抓住机会一举消灭北齐，统一后的北方政权成为陈朝的劲敌，南北统一已经不再有任何悬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589年，隋朝大军多路齐发，陈朝灭亡。分裂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走到了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