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旗后的生存能力及适应性
在确定汉军出旗人员时，易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清廷也将出旗人员的生存能力作为判定出旗资格的一项重要标准。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因（汉军人等）祖父曾外任置有房产，及在外有亲属可依赖为生，“潜往各省居住者，颇自不少”，因而明降谕旨“听从其便”。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准在京八旗汉军，驻防内别载册籍收养子、开户人等出旗为民，入籍何处听其自便，本身田产准许带往。汉军京官外任绿营员弁及文职等官现在捐纳候缺人员，闲散进士、举人、生员，翻译进士、举人、生员等，俱准其为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准六品以下现任文职汉军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情愿改籍者，转行各该省州县收入民籍，并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由此可见，清廷并没有对出旗的汉军人员完全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挑选有较多资产和谋生能力的人员出旗，其本身自有财产亦准许出旗人员携带出旗，以备谋生之需，其用心可谓良苦。但在八旗制度下，长期保持的单一军事职能使绝大多数汉军人员缺乏谋生技能，即使略有资财，也在出旗后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尽，逐渐陷入贫困之中。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汉军出旗也并不是完全被动、强迫的结果。早在康熙中期，八旗汉军就不断爆发要求改善粮饷待遇的斗争，甚至以“逃旗”相抗争。至乾隆初年，除汉军旗人外，许多满、蒙旗人也加入了逃旗的行列。据乾隆十年（1745年）的统计，仅山海关、热河、张家口等地一年之内，“各处报逃之案，竟有二百五十余起之多”。尽管清廷为此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对逃亡八旗人丁甚至以逃人论处，但仍无法完全制止。加之生计日艰，清廷审时度势之下，也就不得不准许汉军出旗。
